江淮機電網8月2日報道報道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國家紛紛反思并糾正危機前的“去工業化”進程，相繼推行工業尤其是制造業重振計劃，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旨在盡快走出危機，恢復經濟增長，并爭奪未來全球產業競爭的制高點。此次歐美等國掀起的“再工業化”浪潮遠非一般意義上的恢復和振興傳統制造業，而是通過生產關系、生產方式以及技術革新，使工業重新煥發強大生命力和競爭力，并通過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成果引領和改造其他產業，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加速第四次工業革命進程。
　　我國經歷了改革開放近40年的高速增長，工業發展已取得顯著成就，部分領域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根基，推進制造強國戰略，走好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途徑。但當前,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還較為突出，“脫虛向實”進展不夠理想，傳統工業基礎還不夠穩固，新興工業國際競爭力不強。我國要借鑒和汲取歐美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經驗教訓，積極應對歐美“再工業化”的機遇與挑戰，堅持實體經濟立國之本的地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圍繞“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制造2025》戰略，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重塑工業發展比較優勢。

一、歐美“再工業化”的背景和動因
　　1.“去工業化”導致的“虛擬化、空心化”問題亟待破解
　　20世紀80年代后，自由貿易的拓展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優勢不斷強化。歐美發達國家在內需飽和、國際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為獲取更高利潤、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滿足國內環保訴求，紛紛淘汰或向外轉移傳統工業，大力發展以創新和高附加值為特征的服務業，實現產業“服務化”轉型。其中，一些發達國家過度側重金融和房地產業發展，出現了產業“虛擬化、空心化”問題，主要表現為服務業脫離制造業發展的基礎，進入自我擴張和自我循環的非良性發展軌道，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并最終誘發金融危機。

“去工業化”不僅削弱了一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對國內就業產生了較大消極影響。1980年至2010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1.1%降低到11.7%,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從21.6%降低到8.9%。截至2010年，美國總就業人數為12982萬人，制造業就業人數僅為1152萬人。由于歐盟大部分成員國或多或少存在“去工業化”現象，主要涉及紡織與服裝業、汽車等行業，歐盟統計局數據表明，從1996年到2007年，工業占歐盟GDP的比重從21%降至18%,工業部門吸收的就業人數從 20.9%降至17.9%,這意味著“去工業化”導致歐洲失去了28萬個就業崗位。在“去工業化”影響占據主導地位的1991-2000年間，西歐主要國家工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德、法、意等國經濟增速隨之下滑到不及2%，遠低于2000年之后“再工業化”影響逐漸超越“去工業化”影響這一時期的平均增長速度。

經濟的持續低迷使歐美發達國家逐步意識到產業空心化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亟需尋找一條回歸實體經濟的發展道路，即實施“再工業化”政策，做大做強實體經濟，加快產業結構“脫虛向實”，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2.金融危機重創下的制造業亟需重振

過度依賴以金融業、房地產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使歐美等發達國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了沉重打擊，市場大幅萎縮。世界銀行資料顯示，2000年至2008年期間，全球制造業增加值每年平均增長3.1%，達到7.35萬億美元。但2009年，全球衰退導致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下降4.6%，為7.02萬億美元，而發達國家2008年至2009年制造業增加值則下降了8.1%。美國在金融危機中損失1.3萬億美元，相當于2012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1%。德國作為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損失了約4960億歐元，相當于2012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9%。 

究其原因，是由于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導致全球流動性持續減弱，造成實體經濟尤其是投資回收期較長的企業受到強烈沖擊，實體經濟的回落又加速了金融市場的困難。各國紛紛意識到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在創造就業、拉動增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將產業結構調整提上議事日程。

3.歐美在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中的主導地位亟待強化

金融危機爆發后，制造業全球布局發生重大調整，國際制造業轉移呈現新的發展趨勢。東南亞新興經濟體憑借低成本、高回報優勢在全球價值鏈中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吸引力和增長潛力，成為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舞臺。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應對新興經濟體快速成長帶來的國際貿易沖擊以及金融危機后高企的失業率，紛紛提出振興制造業，加大科技創新力度，試圖強化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主導地位，領導行業創新方向。

此外，進入21世紀以來，在美國等發達國家超前消費帶動下，世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著幾十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逐步走上工業化道路。世界對資源、能源的爭奪日益激烈，使發達國家賴以維持較高生活水平的能源、原材料供應受到威脅。強化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中的主導地位成為發達國家的重要命題，在此背景下，歐美各國迫切需要尋找新型工業發展道路。因此，實施“再工業化”政策，對強化歐美經濟在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中的主導地位十分必要。

二、歐美“再工業化”的主要舉措

1.加強頂層設計與統籌規劃，保障國家戰略順利推進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各國開始重新審視工業尤其是制造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根據本國的工業基礎和市場環境，加強頂層設計與統籌規劃，制定戰略規劃、資金補貼、政策傾斜等多項措施，將振興制造業上升到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層面，確保“再工業化”戰略順利推進。

美國制定了“先進制造業振興計劃”，重點通過培養市場機制無法創造的條件，推動創新和先進技術產生，保持技術領先地位，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德國推行“工業4.0”戰略，旨在通過建立具有適應性、資源效率及基因工程學的智慧工廠、整合商業流程及價值流程中的客戶及商業伙伴，提升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同時，德國政府高度重視對產業組織的引導和優化，依靠市場競爭選擇支柱性產業和外貿產業，促進市場公平和反壟斷，重點扶持中小制造企業和私人機構，營造私人部門為主體的創新環境；法國則注重加強科學技術創新與行業生產的聯系，促進各行業領域生態系統建設，將出口制造業和高科技制造業作為產業政策的重點，同時扶持鋼鐵、汽車等傳統制造業，對接歐洲企業網絡并走向全世界；英國十分重視高技術產業在提高國家經濟實力方面的作用，政府通過加強戰略調整，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促進學院與企業結合，加快知識轉移和高技術產業化步伐。

通過對歐美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總體方案的梳理比較，可以看出，這些國家雖然制定了不同的發展目標，但大多通過振興制造業、發展新興產業、增加科技創新投入和擴大出口等路徑實現，以此推動“再工業化”戰略的順利實施。 

2.加大稅收政策調整力度，吸引企業投資本土
　　2008年金融危機后，為重振本國制造業，歐美各國政府紛紛加大稅收等政策調整力度吸引制造企業投資。
　　（1）取消海外投資所享稅務優惠
　　美國在2009年頒布的《制造業促進法案》和2010年實施的《鼓勵制造業和就業機會回國策略》中，取消把業務轉移到海外公司所享的稅務優惠，促使公司將業務回流美國，以保證國內就業崗位。
　　（2）為回巢企業及高端制造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英國于2013年將公司稅從24%降至23%，遠低于其他國家30%左右的平均水平，稅率不及法國、意大利等國的一半，打造全球范圍內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稅收體系；法國則在2010年籌集2億歐元直接向制造企業發放“再工業化”援助資金；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臺后推出大規模減稅計劃，企業稅直接從現行35%降至15%，個稅起征點也提高近一倍，此舉不僅能直接提高企業盈利，海外現金回流也會以分紅或者回購的方式返還到股東手中。
　　3.采取財政金融等多種措施，促進工業產品出口
　　強勁的市場需求是制造業發展的必要條件，為了促進本國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率與競爭力提升，歐美各發達國家紛紛采取財政金融等多種措施擴大出口，主要包括：
　　（1）采取財政補貼、優惠貸款等多種措施支持和鼓勵出口
　　德國通過強化貿易融資政策，為出口企業提供強有力的優惠貸款等各項資金支持以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法國通過提取足額準備金對出口企業提供長期穩定的低成本資金來源，并對債務提供主權擔保、實行稅后優惠等措施，給予企業實質性支持；美國政府從預算中撥出促進出口活動的專用資金，對出口企業實施大規模的稅收減免，并通過名目繁多的補貼計劃向一些出口促進機構和出口企業提供集中在農業、出口貿易、高技術和能源四大領域的多達100多個項目的直接補貼，每年補貼金額高達數百億美元。
　　（2）運用匯率施壓等金融手段擴大出口
　　金融危機以來，為恢復經濟、增加出口，美國政府有選擇地在一些新興國家建立商務中心，如圣保羅、雅加達和上海等地，進軍電信、汽車、醫藥、環境保護以及基礎設施領域。由于新興國家存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和工業標準等壁壘，美國政府主動出擊，憑借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屢用匯率手段等金融手段向他國施壓，迫使他國貨幣升值，增加本國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以實現增加出口的目的。
　　4.加強國際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外部競爭沖擊
　　后危機時代，歐美發達國家知識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更加意識到加強貿易與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并以此作為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本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地位、減少外部競爭沖擊的有效途徑。
　　（1）運用“反傾銷法”和“反補貼法”限制進口
　　歐盟運用WTO所允許的規則，先后數次裁定對中國彩電征收反傾銷稅，稅率高達44.6％，將中國彩電企業全部關在歐盟市場大門之外；美國在判斷中國產品的“公平價格”時，往往參照世界其他國家進口同類商品的價格，讓銷售該產品的代理商作出評估，從而得出傾銷調查結論。例如，在鐵釘傾銷調查審理中，參照朝鮮同類產品價格，發現我國商品存在6.33%的傾銷幅度，以此來保護本國工業，限制進口。
　　（2）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歐美發達國家嚴格實施國內、國際保護知識產權的規定，維護本國利益。美國著名的綜合貿易稅法“337條款”，主要即針對進口貿易中的不公平做法，保護美國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不受進口侵權貨物侵害；同時，各國加強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相關國家簽訂與保護知識產權有關的雙邊協定，為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提供依據。近年來，美國簽署生效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已達17個，一定程度上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的政策空間，集中體現在對藥品專利的強制許可規定。
　　5.加大科技研發與創新投入，強化新興產業優勢
　　當前，世界經濟格局在金融危機影響下面臨深刻調整和變革，新技術革命催生新一輪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已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歐美“再工業化”戰略的政策顯示，低碳、綠色、高附加值已經成為重振制造業的主要方向。主要措施包括：
　　（1）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
　　重視基礎研究是歐美各國科技政策的核心。在基礎研究方面，政府不指導科學家的活動，只負責提供資金，而科學家們則決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據不完全統計，美國的基礎研究投入在整個研發經費預算中占比高達70%；歐洲各國基礎研究經費和應用研究經費占比較為接近，均在50%左右。
　　（2）實施科技產業化政策，著力激發企業創新
　　在不斷加大對基礎研究支持力度的基礎上，歐美各發達國家充分運用科技產業化政策培育和推動高新技術發展。這些國家普遍擁有一套適宜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運行機制，以美國硅谷和華爾街為代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包括研究開發、政府采購、中小企業、風險投資、稅收優惠、專利申報等政策，具有強大的制度優勢，有利于激發企業創新。
　　（3）積極引導民間投資進入科技創新領域
　　根據美國相關法規,公司退休基金、高校基金、公共退休基金、捐贈基金、銀行控股公司、富有家庭和個人、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及部分非銀行金融機構等都可成為科技創新的投資主體。這些機構專業化水平較高，具有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同時還將為被投資企業提供專業管理咨詢等服務，促進科技創新型企業良性發展。
　　（4）注重對人才的培養
　　歐美各國普遍樹立了“產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其中，英國的“三明治”教育、德國的“雙元制”教育以及美國的“學工交替”都屬于這種形式的典型代表，其實質是利用學校和企業兩種不同的教育資源培養適合企業需要的應用型人才，有利于保持該國工業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三、歐美“再工業化”取得的成效
　　1.歐美經濟總體呈現復蘇跡象，但基礎尚不穩固
　　金融危機爆發后，伴隨著“再工業化”戰略以及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的實施，歐美經濟整體呈現企穩回升態勢，GDP增速由2010年開始由負轉正，基本扭轉了危機后的頹勢。其中，工業增長趨勢與GDP增長趨勢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再工業化”對歐美經濟從危機中復蘇起到一定積極作用。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歐美國家工業以及宏觀經濟增長態勢出現波動與分化。在經歷了2010年經濟較為強勁的回升后，各國增長動力普遍有所減弱。2010年后歐元區經濟顯著回落，2012、2013兩個年度的工業和GDP均為負增長，之后恢復正值。法國、美國工業增加值分別于2014年、2015年轉為負增長，歐元區整體以及英國、德國工業發展形勢則相對較好。

從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看，主要歐美國家的工業增長均對經濟構成了不同程度的支撐，貢獻率總體保持穩定，國家間有所分化。美國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長期穩定在15%左右，2015年、2016年占比有所下降。德國、英國、法國工業增加值占比相對較高，德國工業增加值占比危機后呈現小幅回升，英國、法國則略有下降。

　　2.就業環境整體改善，工業就業回暖步伐加快
　　在“再工業化”政策下，加速回暖的工業產業態勢有效拉動了就業市場。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5-2016年制造業就業崗位增加40萬左右。通過對比歐美主要國家的失業率情況，可以看出，“再工業化”戰略實施后，歐美主要國家就業人數雖出現不同變化，但總體來看，就業環境均有所改善，工業就業回暖步伐加快。
　　從歐美主要國家的失業率可以看出，美國與英國就業環境改善較為同步，在2009-2010年出現失業率最高值之后，穩步下調，目前已降至近10年來最低水平。其中美國由2009年10月的最高值10%降至2017年5月的4.3%，法國則從最高值8.5%降至4.6%。德國登記失業率在計算期內初值最高（2005年為12.32%），但10年來一直呈下降態勢，僅在不同月份間有小幅波動。法國失業率改善最為遲緩，2012年至2016年間均維持10%左右的較高值，但2016年底后出現緩慢下降態勢。受歐債危機影響，歐元區失業率整體維持在高位水平，但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緩慢回落。 

　　制造業和采礦業作為工業的兩大支柱性產業，其相關數據的表現可整體性地反映國家工業的發展狀況，因此，本文通過計算兩大行業的失業人數及其在總失業人數中的占比來衡量該國工業的就業環境狀況。從美國工業失業人數及在總失業人數中占比來看，美國工業失業人數在經歷2009年的波峰后，呈現拋物線式下滑；與此同時，工業失業人數在總失業人數中占比也在2009年4月達到15.8%后，呈下降態勢，雖2016年二季度略有反彈，但不影響整體回落態勢，2017年5月占比已降至7.97%，表明美國工業就業環境逐步改善。

3.資本流入趨勢顯現，但國家間表現分化

總體上看，歐美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以來，通過加大財政稅收優惠力度，改善企業營商環境，或施加政治壓力等多種手段，增強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并引導本國企業回歸，資本流入本國的趨勢有所顯現。波士頓咨詢集團對200個大型制造企業的調查顯示，21％的企業表示已經開始或預備將部分生產線從中國搬到美國，31％的企業開始考慮“回流生產”。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眾多跨國公司宣布在美國投資建廠。如日本軟銀集團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中國富士康集團計劃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建設一座大型液晶面板工廠。據媒體報道，阿迪達斯正在德國建造4600平方米的“機器人工廠”，之后在歐洲還將陸續建成類似工廠；耐克也在制定類似的投資回流方案。

但分析不同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inward FDI flows，以下簡稱FDI）與對外直接投資流出(outward FDI flows，以下簡稱ODI)情況，國家間的政策效果差異較為明顯。美國、英國資本回流態勢強勁。美國FDI規模2014年以來迅速增長，ODI規模2011年后穩步回落，二者差值在2007年以及2011年兩次探底后，開始進入穩步提升階段，并在2015年實現由負轉正；英國FDI規模總體平穩，2016年出現較強回升，ODI規模自2007年以來明顯減少，二者差值呈現波動回升態勢，2016年達到2410.93億美元。德國、法國受本國資本流出減少影響，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流入呈現小幅平穩回升。2016年，FDI與ODI差值雖仍為負值，分別為-250.23億美元以及-182.33億美元，但相較金融危機爆發的2007前后，仍有所提高。歐元區整體的資本流出局面并未得到明顯改善。金融危機爆發后，FDI與ODI規模均大幅回落，國際資本與本國資本均在加速逃離歐元區。2015年情況有所好轉，但2016年在ODI快速增長、FDI再次回落的雙重影響下，資本流動趨勢重新由正轉負，表明德、法之外的歐元區國家仍處在歐債危機的漩渦之中，對直接投資的吸引力較弱。

4.國際貿易基本止跌企穩，工業出口結構更加優化

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國家紛紛采取補貼、稅收優惠、技術援助等措施支持和鼓勵出口，試圖改善貿易狀況。2008年以來的數據顯示，除英國外，歐美代表性國家的主要商品出口差額改善雖不顯著，但總體上止跌企穩。首先，法國、美國在整個觀察期內的貿易赤字狀態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法國貿易差額波動最為平穩，基本控制在-2000億美元左右，遠低于美國及英國，且2014年后，貿易赤字逐步縮小；美國雖在2009-2010年間有赤字擴大趨勢，但自2011年始，已止跌企穩；其次，德國商品貿易出口勢頭強勁。在2007-2016年間，德國均處于貿易順差狀態，并在2009年后，呈現緩慢上揚趨勢，顯示了德國產品在國際上的強勁競爭力。此外，受累于歐洲整體貿易狀況，歐盟主要商品貿易差額波動較為劇烈，但已在2013年實現貿易順差，基本面有向好趨勢。

從歐美主要國家制造業產品出口額來看，雖然近幾年制造業出口額略有回落，但相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仍處于上升態勢。首先，德國制造業出口額自2002年超越美國后，一直以加速態勢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并在2011年達到最大值（1290百萬美元），整個觀察期內德國均穩定保持在制造業出口第一大國位置；其次，美國制造業產品出口額一路上升，在被德國反超后，增幅明顯低于德國，但差距在近幾年略有改善，且與德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出口額依然大幅領先，美國制造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仍非常明顯；此外，法國和英國均表現平穩，整體雖呈回升態勢，但增幅不明顯，反映出法國和英國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相對穩定。

從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結構看，歐美主要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出口額及占制造業產品出口額的比重均呈現“雙升”態勢，出口貿易結構趨于優化。其中，德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在2010年超過美國后，加速上升；德國、英國、法國、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出口額在制造業出口中的比重先后呈現上升趨勢；法國、英國制造業產品貿易結構改善更為明顯。

5.歐美新興產業加速發展，工業增長新動能不斷積蓄

此次“再工業化”戰略著力于發展以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等重要領域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并力圖以新興產業為突破口，培育新型經濟增長點。“再工業化”戰略推進以來，歐美新興產業發展提速，工業增長新動能不斷積聚。2016年，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顯示，全球新興產業發展增速已遠遠高于經濟增速，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新興產業正越來越多地受到歐美主要國家的重視和關注。

（1）電子信息產業已成為最具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自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以來，以美、德、英、法等為代表的歐美主要國家的電子信息產業增速均高于本國GDP增速２個百分點以上。在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的競爭格局中，美國、日本、歐洲、韓國等處于第一梯隊，在核心技術、中高端產品、品牌上占據優勢地位。歐洲一批實力雄厚的大企業，如西門子、飛利浦、諾基亞、愛立信、意法半導體在工業控制、家電、醫療、通信、半導體行業的排名位居前列。美國在軟件和集成電路行業長期占據產業鏈頂端，操作系統、數據庫、開發工具等核心軟件在全球市場上的占有率高達80%，通用處理器、高端網絡芯片、高端模擬芯片和可編程邏輯芯片、半導體加工設備等集成電路產品和設備在全球市場居于領先地位。

（2）新能源正逐步取代傳統能源并迎來新一輪投資熱潮

隨著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低碳經濟的發展，全球正在進入新的能源轉型期。《歐洲發展報告（2013-2014）》顯示，2000-2012年，歐盟新能源發電對傳統能源發電的替代正在加速，在全部新能源中，光伏的貢獻率最高，約為54%；其次是風能，約為38%。2001年以來，歐盟新能源在總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上升了63%，平均增長率為69%，遠高于其他能源的增長速度。歐盟“2050能源路線圖”要求，在全部能源消費中，新能源比例最高將達到75%。美國自“能源獨立”政策推進以來，受頁巖氣革命影響，豐富的油氣資源得以開發利用，能源自給率進一步上升。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從2008 年的62.02% 下降到2012 年的48.02%，2015年已降至24%。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測算，美國很有可能在2020年后成為石油凈出口國，而據BP石油公司的保守預測，美國也將在2030年成為石油凈出口國。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經濟體均加大了新能源領域投資。2015年全球清潔能源投資總額已達到3700億美元，同比增長18％。據彭博《2016年新能源展望》顯示，2016至204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將達7.8萬億美元。

（3）新材料產業正加快創新步伐向產業應用轉移轉化

新材料產業開發周期長、風險大，而歐美發達國家大多擁有完善的多元投融資體系，從而可以有效帶動社會資金投入產業研發和應用。自“再工業化”政策推進以來，美國新材料產業全面發展，居全球領先地位，產業主要分布在五大湖區和太平洋沿岸地區，如陶氏公司、道康寧、杜邦等。同樣，歐洲新材料產業整體發展水平較高，主要分布在德國、英國和法國等老牌發達國家，擁有一批實力雄厚的新材料跨國企業，如拜耳、默克、巴斯夫等。

為進一步加快新材料產業發展，歐美等國積極創建材料創新中心、創新工廠，較好促進了產業應用的轉移轉化。如美國能源部從2010年開始設立了5個能源創新研究中心,在助力區域經濟快速發展、成員單位能力提升、專業領域人才培養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如先進復合材料制造創新中心吸引了澳大利亞材料制造商Leisure Pools在其附近設置工廠；電力美國（Power America）設立了寬禁帶半導體電力電子碩士學位，目前每年已有超過200名碩士研究生從事電力電子研究，并吸引了超過225名工程專業新生選擇寬禁帶半導體相關專業。

（4）生物技術產業競爭優勢不斷強化

美國在生物技術及其產業化方面一直占據著世界領先地位，尤其在健康和生命科學領域有很強的競爭優勢。2012年，全球上市生物技術公司中有52%是美國公司，全球生物技術產業總收入的74%是由美國公司創造的。近年來，美國生物技術產業一直保持年均13-14%的增長速度，自1992年以來規模擴大一倍以上。安永《2016年生物技術領域發展報告》顯示，2015年，全球生物技術產業收入增長13%，至1327億美元，發展潛力與預期依然較強。其中，僅美國2015年生物技術產業收入就達到1077億美元，占比81.16%；德國生物科技發展同樣迅猛。根據德國生物技術信息網的調查結果，2012年德國生物技術產業總產值達到29億歐元，比2011年增長11%；生物技術企業達到565個，新辦生物技術企業20個；生物技術產業研發總投入達到9.34億歐元；除專門從事生物技術的企業外，還有128家企業涉及生物技術業務，有17760名員工專事生物技術研發和產品生產，實際行業總人數為35190人，比2011年增長4%。

（5）綠色產業正成為制造業發展的共識

歐美“再工業化”戰略推進以來，隨著資源、能源、環境約束加劇，以“低碳、綠色、高附加值”為特征的綠色產業成為歐美主要國家重振制造業的主要方向。歐盟為履行應對氣候變化“3個20%”(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20%，能效要提高20%，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要提高到20%)的承諾，將節能環保產業納入國家戰略層面進行大力推進。2013年前，歐盟投資1050億歐元，用于節能環保項目和相關就業項目，支持歐盟的綠色產業，保持其在綠色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2013年歐盟主要國家(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環保產業市場規模已達到1022.56億英鎊。美國在環保設備領域領先地位穩固，尤其在水和空氣污染控制設備領域。從具體區域來看，自上世紀末，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紐約、賓夕法尼亞等地區，已擁有實力較強的環保產業。目前，加利福尼亞、賓夕法尼亞、德克薩斯、伊利諾伊、紐約、新澤西、馬薩諸塞等州的環保業產值名列前茅。

　　四、歐美“再工業化”前景展望
　　1.“再工業化”將為歐美經濟和就業增長注入新動力
　　歐美“再工業化”的出發點及中期目標是促進GDP增長和提高就業率。一方面，通過實施各項政策措施，促使各國制造業回流本國，為歐美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另一方面，加大對新興產業扶持力度，尤其是新能源、信息、生物、醫療、環保、海洋和空間等新興行業以及傳統行業中高技術附加值的新興子行業，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支撐點，從而改變過分依賴虛擬經濟的“空心化”局面。制造業的回歸和增長，無疑將為在人口中占比最大的中下層人群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將為社會精英人士提供更多高新尖端領域的就業機會，從而改善和促進就業，提高整體收入水平，拉動內需，實現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2.不同國家的戰略實施效果將出現分化
　　歐美各國在經濟構成、政策推行能力、地緣政治、資源和能源、內部稅收和福利政策、人口年齡結構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各自“再工業化”的實施途徑和效果將出現較大分化。
　　美國作為單一國家，政策推行力強，科技創新能力領先全世界，高端制造業基礎雄厚，國土資源豐富，并通過頁巖油革命等不斷加強能源獨立化，具備實施“再工業化”的良好基礎；歐盟作為多國聯盟，政策推行效率不高，存在內需不足、資源和能源匱乏、人口老齡化、社會福利高、環保主義盛行、種族沖突嚴重等問題，這些均為推行“再工業化”戰略的阻礙。同時，歐洲國家自身條件亦存在較大差異，英、法、德等國工業基礎較好，核心高附加值技術仍具備優勢；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在紡織服裝等輕工業行業的技術優勢則將不斷受到新興國家的較大沖擊；而工業基礎和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薄弱的東歐國家、人口老齡化嚴重及社會福利負擔較重的北歐國家及部分陷入債務危機的歐洲國家，其“再工業化”之路注定是漫漫長途。
　　3.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的博弈將長期存在
　　縱觀歐美“再工業化”進程,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制定相關政策加大產業調整力度，社會財富不斷增加,就業率持續提升,制造業開始回流。該現象背后實際上是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的博弈。一方面，“再工業化”作為一種積極的產業政策選擇，是通過市場機制來推動產業調整和升級的，以提升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歐美制造業回歸是國際產業轉移中的“逆向流動”，對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有好處，但不利于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持續復蘇。歐美政府過度扶持制造業特別是傳統制造業的措施，會人為扭曲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機制和效率，制約生產要素跨行業自由流動，影響世界經濟增長潛力。
　　然而，歐美制造業回歸不會逆轉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一是受產業結構限制，服裝、紡織品、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回流歐美本土市場的可能性小；二是中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仍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和潛力最大的市場，歐美企業為從亞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獲益和貼近市場，不會大規模從亞洲撤出；三是歐美制造業倉促回歸本土將面臨零部件供應商、機械維修商無法實現國內配套問題。可以推測，未來歐美“再工業化”進程中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的博弈將長期存在。
　　4.多重因素制約使“再工業化”進程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歐美“再工業化”成功與否受制于多種因素的制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取決于新能源、生物醫藥等高新產業能否實現技術飛躍。發展新興產業是歐美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的重要途徑，掌握核心技術才有希望把握未來新興產業價值鏈高端。當前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領域具有較大的先發優勢，發展中國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是取決于歐美國家能否順利走出高赤字、高債務危機，這既是歐美國家需要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的起源，同時又制約著戰略的順利實施。要解決這一矛盾，需要有多種因素共同支持，內因包括發達國家國內市場需求的提升、房地產市場的恢復、技術進步、削減軍費開支等，外因則包括新興市場國家不斷擴張的市場需求、能源資源價格的回落以及國際局勢的穩定等。
　　三是取決于傳統制造業國際分工模式的演變。新興市場國家正在逐步喪失勞動力、匯率等比較優勢，傳統制造業一方面可能逐步回歸發達國家本土，另一方面則有可能轉向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非洲），這種趨勢將受到國際整體政治經濟局勢等多方面因素影響。
　　綜上所述，未來歐美“再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不會一路平坦，但其作為打破原有國際分工格局、實現多極化及全球貿易再平衡的一股力量將長期存在。
　　五、歐美“再工業化”對我國的影響和啟示
　　歐美國家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其工業發展戰略的調整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際產業分工與價值分配，重構全球化格局。世界經濟體系的深刻變革必將對我國構成極大沖擊，但同時，也蘊含著新的發展機遇，將促進我國工業乃至國民經濟發展。“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新一輪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各國工業發展存在諸多共性，歐美“再工業化”對我國振興實體經濟、激發經濟新動能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1.歐美“再工業化”對我國的影響
　　（1）歐美“再工業化”對我國提出三大挑戰
　　一是產業競爭加劇，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緊迫性增強、難度加大。分析歐美“再工業化”與我國工業發展，特別是《中國制造2025》戰略可以發現，我國與歐美國家振興工業的背景、目標、措施等方面均有較強的相似性，相互之間存在激烈競爭。在鋼鐵、煤炭、紡織、化工等傳統工業領域，我國的技術水平相對較低，基礎薄弱，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轉型升級進展不順暢。受歐美“再工業化”與東南亞、非洲等低成本國家的雙重夾擊，生存空間被進一步擠壓。在智能制造等新型工業領域，我國在制度、技術、人才以及成果轉化等方面總體上仍處于劣勢。加之歐美以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安全為由實行技術封鎖，拉大國家間的“數字鴻溝”，加劇了我國自主創新的必要性、緊迫性與實施難度。
　　二是貿易摩擦加劇，我國在全球化中的傳統競爭優勢削弱、環境惡化。在上一輪全球化浪潮中，我國憑借改革開放釋放出的強大經濟活力以及低成本的勞動力、土地等資源優勢，較好地把握了國際產業轉移機遇，迅速打開國際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但近年來，伴隨著歐美“再工業化”戰略實施，“逆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不可避免地成為一些國家的重點攻擊對象。據商務部與世界貿易組織統計，我國已連續21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0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2016年，我國共遭遇來自27個國家和地區發起的119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案件數量與涉案金額同比分別上升36.8%和76%，主要集中在鋼鐵、化工和輕工產品等領域。
　　三是資本流出加劇，我國經濟企穩